疫情之下，稳定公众情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撰文 | 本刊记者 陈光 左璐

　　“请湖北省红十字会以及武汉慈善总会尽快出面，回应公众质疑。”

　　1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其官方微博上艾特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和武汉市慈善总会，并配上一张图片，只有两个大字：“回应”。

　　《人民日报海外版》愤怒之下，艾特的对象有点问题。红十字基金会只是红十字会主管的基金会之一，和红十字会有关系但属于不同的法律主体。但这家中央级媒体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为湖北省红十字会在此次物资捐助问题上，饱受舆论质疑，其中一个质疑是，一批捐助给武汉医院的口罩，大部分分配给了当地一家妇产科和不孕不育诊治医院，而且属于莆田系，并未设有发热门诊。

　　经过侠客岛的质疑之后，湖北省红十字会在下午3点多在官网发布一份声明回应。结果，非但没有平息质疑，反而因为声明的落款时间，写成了“2019年1月31日”，引发了更大的舆论风波。

　　此次湖北红会的回应，令人想起了1月26日，湖北省的第一场疫情发布会。有网友称那场发布会为，“教科书级失误”，有关领导连口罩都疑似戴反了。

　　在这场重大的疫情中，官方信息本应与谣言赛跑，给公众更多稳定作用，但因为发布者的种种失误，反而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在《公开，才有力量》一书中，公安部前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指出，新闻发布会是舆论引导中的“金字塔”塔顶，是政府最正式、最直接、最权威的信息公开形式。然而，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开好一场新闻发布会并不容易。这也是对当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突击检测。

　　1月21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中）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情况。（新华社 图）

　　不怕失误，就怕失守

　　回顾历史，“非典”的一大遗产，就是流言倒逼信息公开。和这次湖北省首场疫情发布会面临的局面类似，2003年2月11日，在当地已出现305位 “非典” 确诊病例，死亡5例时，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才召开首场“非典”疫情新闻发布会。

　　当时，各种关于怪病的流言已四处扩散。对白醋、板蓝根等药物的抢购潮从广州蔓延至北京。2月1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仍对媒体称，全国近期不会发生大范围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事实却相反，国内外的“非典”病例不断增加。

　　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加拿大多伦多、越南河内，及疫情始爆发地区的中国广东省、山西省及香港列为疫区。4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发布会上，当时的卫生部终于宣布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北京市公布的“非典”确诊病例数从前一天的37例增至339例，疑似病例增至600人以上。

　　随着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更多瞒报疫情的官员被问责，公众情绪逐渐稳定。

　　2008年，“非典”过去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确立了“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公开”成为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

　　虽然政府信息公开，特别是防疫类信息公开有了制度保障，但在专家看来，面对此次武汉的疫情，有关部门的反应还是慢了。

　　“反应迟了，这次预警机制完全失灵，”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对本刊记者说，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新型肺炎情况时表示，现有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现在来看，“这个要么是专业判断出现了巨大错误，要么就更严重，是对信息人为的压制。”

　　王锡锌注意到，1月5号到1月12号正是武汉筹备召开湖北省“两会”的时段，“如果说是把这些信息给截留下来了，那这是非常大的信息管理失误。在复盘时，我们要去查清责任到底是谁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

　　《人民日报》在评论湖北红会捐赠风波时，也提到不怕失误，就怕失守。“大疫当前，大爱喷涌，公信力破坏容易修复难，更需经得起审视。”

　　“我最关注的还没有被问到”

　　落实政府信息公开，除了要有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外，政府官员的心态也必须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