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北京四合院”

　　北京四合院，是我国古代诸多传统民居形式中颇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它集各种民居形式之长，在华夏诸种民居建筑中堪称典范。
　　
　　北京四合院，一般布局是在东西南北四面建房，中间围出一个院子，院子的外墙除大门外，设有窗户与外界相连，关起门来就是一个宁静封闭的院子，呈四方形。
　　
　　北京四合院，常见有以下几种：一进院落（又称基本型），二进院落，三进院落（又称标准四合院），四进及四进以上院落，一主一次并列式院落，两组或多组并列式院落，主院带花园落等。
　　
　　北京自古以来，住房都是分等级的。皇帝老子住“紫禁城”，王公贵族住“王爷府”，穷苦人家住“大杂院”，只有小康人家才能住上“四合院”。一般来讲，长辈住北房，东西厢房住晚辈，南房做客房、书斋，以及仆人房，门窗一致开向院里，门里门外都设有屏风或者影壁。难怪汪曾祺赞叹：“北京城像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四合院像一个大盒子，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
　　
　　说起北京四合院的历史，可谓源源流长。据史料记载，早在商周时代，岐山凤雏的西周就已采取了四合院建筑居住形式，四合院平面呈矩型，中轴由南至北分为门道、前堂、后室，前堂与后室之间有廊相通，院两侧前后相连的厢房，中间形成两组院落，是一座相当工整的四合院。到了汉代，这种四合院落发展已很普遍。隋、唐时期，四合院式第宅的史料更加丰富，无论从绘画、明器，还是壁画、绢画中，均可看到这种四合院式宅第。至于宋代留下的有关四合院式住宅的资料就更多了，无论是宋画《文姬归汉图》中的大型住宅，还是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中小型住宅，都可以看出四合院式的格局。元代四合院，目前在北京已无实物，唯一能供参考的就是在元大都旧址上发掘出来的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这些遗址把反映的院落布局，开间尺寸、工字厅、旁门等，都与历代的四合院十分相似，说明元代四合院与历代居住建筑间密切的承袭关系。
　　
　　明王朝建立后，明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并分别从浙江、山西等处迁进数以万计的富户，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北京经济的发展，并出现了《鲁班经》、《三才图令》等建造理论书籍。同时，为了维持封建秩序，明代对各阶层人士的居住建筑从制度、规模、色彩方面均作了严格规定，如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拱及绘藻井……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放用斗拱，饰彩色……这些规定，为当时不同阶层人士营造宅第的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代定都北京后，大量吸收汉文化，完全承袭了明代北京城的建筑风格，对北京的居住建筑四合院也予以了全部继承，是北京四合院发展的巅峰时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居住建筑是宫式第宅，即官僚、地主、富商们居住的大中型四合院，称之为宫式第宅，主要是因为它在规制、格局方面承袭了古代宫室建筑的特点，而且均设有客厅，饭厅、主人房、佣人房、车轿房等建筑，院落二、三重乃至多重，气派而豪华。
　　
　　自清代后期，北京四合院的发展开始逐步走下坡路。在外族人入侵和西方文化渗透的影响下，北京传统住宅建筑也受到一定影响。这个时期建造的四合院，或多或少的吸收了一些西洋建筑的装饰成分，最典型的是圆明园式随墙门的出现，也有一些在宅内兴建“洋楼”的例子，但为数不多。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北京的传统民居基本保持了明清型制。
　　
　　建国以后，北京四合院在使用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所有制的变更，许多清代遗留下来的王府、宅院由私产为公产，它们不再为昔日的贵族所占有，转而成为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工厂、幼儿园、俱乐部等公用住房。那些仍作为住宅而用的四合院，已不再为独家所有，而是变为多户居住的“大杂院”。由于用途上的变化，使得四合院再难保持昔日的深邃、安谧、幽雅和温馨。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北京四合院也在劫难逃，红小兵大搞“四旧”，将四合院中精美的木雕、砖雕、石刻、彩绘尽行扫荡，无数价值极高的艺术品，也被破坏，得以幸存者廖廖无几。
　　
　　改革开放后，北京四合院作为中国文化遗产得以更新和保护，如今，列入国家级保护的四合院有东四八条63、65号等四处400多座北京四合院，还重修了大栅栏周边的200余座四合院。
　　
　　如今，在北京，四合院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建筑，更是一种心理，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一种生活。它见证了古城北京八百年的历史演绎，是世界建筑史的杰作，前来北京的游人都尽可能在四合院的建筑中寻找旧时的皇都遗韵。